“退居”二線網紅城市,我更迷茫了
2022-08-16 13:30 網紅城市

2“退居”二線網紅城市,我更迷茫了

來源:開菠蘿財經(ID:kaiboluocaijing) 作者:吳嬌穎

“房價一兩萬、氣候宜人空氣好、高鐵機場交通方便、教育醫療資源尚可、慢節奏又有人間煙火……”這是年輕人在社交平臺“蹲一個宜居城市”話題下開出的理想條件。

相比十年前熱議的“逃離北上廣”,現在的年輕人都希望一畢業就找到最理想的定居地——一座工作穩定、生活舒適、房價低、氛圍好的二線城市。

豆瓣“拜拜啦一線城市”小組里,3萬人離開北上廣的理想目的地和實際去向,以及結合平臺趨勢和調研數據的報告均顯示,最令年輕人向往的“宜居城市”前三名是:長沙、昆明、成都。

從城市氛圍、資源、房價等客觀條件來看,全國范圍內,確實很難找出哪個地方,比這幾座二線省會城市,更符合年輕人的“烏托邦”設定了。

他們的理想狀態是,跳過“去一線城市打拼”這個環節,把“找個城市養老”前置,在“卷不動”的一線和“躺不平”的老家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但其實,大多數人對這幾座網紅宜居城市的認知,可能多少都帶有因旅游而產生的“濾鏡”。

網紅“宜居城市”是不是真的“宜居”?搬到那里的年輕人過得如何?

我們和一些真正搬到長沙、昆明和成都生活的年輕人聊了聊,他們大多通過讀書走出小城,經歷過北上深的酸甜苦辣,最終或主動或被動,選擇了回到一個離老家不遠的“宜居城市”。這里或許符合他們在某個人生階段對生活的預期,但真正“回歸”以后,新的煩惱也接踵而來。

宜居與否,或許需要更長期的親身體驗。這些90后、95后年輕人的經歷告訴我們,網紅“宜居城市”不是所有人的烏托邦,生活方式也并非一道對錯題。

逃離北上深,我決定去網紅城市生活

7月初,海默從工作了三年的深圳,回到老家成都。

沒有搬回家和父母居住,她在位于天府新區的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三居室,月租金3000元,這是她在深圳與人合租的一間主臥的價格。

2019年,海默研究生畢業后,進入深圳一家央企當管培生。人人都說深圳是“卷都”,但她對未來充滿期待,迫切希望和這座城市步調一致,快速奔跑。

然而疫情來了,因為所處行業受到較為嚴重的沖擊,海默感覺,自己的職業前景不再光明燦爛,所得所獲和這座城市居住成本的上漲已經沒法成正比了。

和一些在互聯網公司上班的朋友交流后,她更加覺得,許多在一線城市打拼的年輕人的共性是,幾乎所有感受都來自群體,很難作為獨立個體在這里找到自我和歸屬感,“很多人覺得,自己的努力,只換來了這座城市的一張體驗券,自己只是城市和產業發展的宏大愿景里極其渺小的存在。”

這種始終懸在半空的漂泊感,也是苗苗決心回到昆明的原因。從讀書到工作,她在北京待了七八年,也驗證了自己確實不適合這里。

她的家在靠近熱帶的云南最南部,從小在特別充足的陽光里長大,而北京的冬天,寒冷蕭瑟、白晝短暫,總是讓她無所適從。“我好像還是比較喜歡低緯度地區,一年四季植物都是綠的,那種生命力真的能帶來更多積極的東西。”

海默決定離開深圳后,就投入成都的就業市場,經過每個崗位動輒五六百人的激烈競爭,終于拿到一份還算滿意的offer,“不僅是回家的感覺,而是我終于可以享受這座城市提供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完整支配自己的生活了。”

小雨比海默更早兩個月,結束了三年的“深漂”生活。

她在深圳做的是培訓工作,去年以來,所在行業被疫情沖擊得七零八落,工作變得很不穩定。5月初,裸辭來到長沙的時候,小雨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我得先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再看看能不能考編制上岸,不行就考慮小成本創業。”

對小雨來說,長沙離家近、節奏慢、年輕人也多,似乎相比深圳,能帶給她多一點安全感。

回長沙,也是湖南人高宇一直以來規劃中的事情。2016年大學畢業到上海工作的時候,他就想好了,等自己學到了更多技能、擁有了足夠的經驗和一定的積蓄,就回長沙發展。

今年4月初,這個“合適的時機”到了。從事互聯網行業的他,在長沙找到了一份符合預期的工作,又趕上上海疫情爆發,他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地選擇了離開。

“我從來沒有去過音樂節,也不知道livehouse在哪里。”高宇說,在上海,他的主旋律是賺錢、學習、成長,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下班回到家已經八九點,周末也是用來補覺回血的。

來到長沙,他很快感受到了“什么叫生活”。下班回到家6點多,他每天有至少四個小時的休閑時間,周末還會和朋友吃飯喝酒,爬岳麓山、逛橘子洲頭,去livehouse看演出,或者只是一個人在街頭漫無目的地走走。

在很多人眼里,這樣的慢節奏、煙火氣、生活舒適,似乎是宜居城市的標配。但對這些真正來到這里的年輕人來說,最大的誘惑其實還是房價。

來到長沙的第二天,小雨就約了中介去看房,第三天,就簽好了購房合同。

她看中的是一套位于市中心、靠近地鐵站的房子,雖然面積不大、小區也不新,但對于獨居的自己,條件足夠,最重要的是,房價相比一線城市便宜很多,“付完首付后,月供甚至還沒有同等地段的房子租金高”。

“從房價來看,長沙比武漢、合肥等周邊省會城市的性價比都要高,北上深就更沒有可比性了。”高宇覺得,就算自己再在上海奮斗五年,可能也只能買得起一套“老破小”,還要背負高額房貸,但在長沙,他應該很快就能擁有真正屬于自己的房子。

“宜居城市”的另一面:就業難、工資少、物價高

在網上“蹲一個宜居城市”的人不知道,房價低、節奏慢的另一面,是就業難、工資少。

從事互聯網行業的高宇,薪資在長沙屬于同齡人里的中上水平,但從上海到長沙,他的年薪至少要降十萬,這還是經過近一年不斷求職的結果。“剛回來的時候,看到一個月工資少了大幾千,還是挺失落的。”

小雨在長沙的工作,薪資對比在深圳時直接打了對折。苗苗從北京回到昆明,即便進入的是一家大型全國連鎖企業的分公司,薪資也打了六七折。

相比之下,海默算是比較幸運的。從深圳到成都,她基本實現了薪資平移,但從央企到私企,不僅職級下調了,還要應對更繁重的業務壓力。

她的朋友在一線城市互聯網大廠工作,被成都的宜居環境和人才引入政策所吸引,但得知同類型的工作換到成都得降薪20%,還是被勸退了。

今年年初舉家從北京搬到昆明的小陳,準備從全職媽媽回歸職場,在求職過程中,她深刻感受到了當地就業環境與一線城市的差距。

據她觀察,在昆明,也有一些互聯網大廠的項目,但崗位要比一線城市少得多,且某些頭部大廠在這里設崗旨在減少人力支出,多是一些基礎性崗位,比如內容審核員,招聘月薪5000元-9000元,而這在當地已經是相當不錯的薪資了。畢竟,有調查顯示,2021年,昆明的私企員工年均薪資僅有5萬多。

小陳在北京有過多年工作經驗、職級達到主管級別,但在昆明,她面試了將近20次,能找到的工作月薪最多8000元。“而且,包括本土具有行業壟斷性的民營企業和西南地區覆蓋面很廣的連鎖型公司在內,基本都是單休,很多公司不交公積金,甚至有的連正式合同都不簽。”

苗苗也在求職中發現,崗位少、工資低、人為操作空間大、規模性企業觀念落后,是當地就業過程中的普遍問題。

與這些有過一線城市工作經歷的人相比,剛剛步入社會的應屆生,就業更要難得多。

小雨說,在長沙,月薪5000元是一道坎,大部分同齡人的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崗位以銷售居多。她有同學今年法學研究生畢業,在長沙只能找到一份月薪3000元的工作。

大專學歷的丁茜,在成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美容師,月薪3500元,每天工作到凌晨,直到離職都沒有和單位簽過正式合同。據她觀察,自己所在的門店,每天都有新同事來,每天也有舊同事走,但因為門店“工作不滿7天沒有工資”的規定,很多人都是只干了幾天的免費勞動力。

后來,她去做了民宿管家,工作性質變成24小時在線,月薪3000元不包吃住,除去租房1200元和日常開支,基本每個月只剩幾百塊。

再之后,她還進過廠,做的是純出賣時間和勞動的工作,但不管怎么換,月薪從來沒有超過4000元。

在這樣的就業環境下,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考慮考公考編,進入新一輪“內卷”。

“二線城市的房價確實不高,但你要買一個稍微好點的房子,還是得要三四十萬的首付加四五千的月供。”小雨坦言,在自己沒有積蓄或家庭無法提供幫助的情況下,拿著普通薪資的年輕人,依然難以負擔。

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相比不高的收入水平,這些“宜居城市”因地理位置、旅游城市等因素,消費水平并不低。

昆明地處西南腹部,交通運輸成本高,工業化商品的價格也普遍偏高。而長沙、成都,都是近幾年國內最熱門的旅游城市,前者是新消費大本營,后者是新時尚之都,娛樂業和旅游業的快速發展,讓當地物價步步上漲。

許多受訪者感嘆,在這樣休閑、舒適的城市氛圍里,年輕人更難像在一線城市那樣,努力去賺錢、省錢、存錢,畢竟,來到這里的初衷就是為了追求“更輕松的生活”。

“理想”之城,很難完美

來到“理想之城”的年輕人,也難免被現實的煩惱所累,甚至變得越來越迷茫。

很多人向往長沙的慢節奏和煙火氣,但三個月下來,小雨最強烈的感受是,“慢”的另一個說法,是“廢”。

“在一線城市,你會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心態,就是要不停地打拼,不上班甚至會感到焦慮,因為有一個念頭支撐著:只要我存夠錢了,人生就會有很多選擇。”

但現在,她覺得自己似乎正在失去工作的動力和目標,只要生活過得去就行。“我才25歲,我的同齡人都在外面的世界闖蕩,而我好像已經把自己放棄了。”

她準備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如果還是這樣“半死不活”,就再回到一線城市去。她相信,這一次她會更有底氣,“畢竟我是在長沙有房子的人,混得再差還可以回來”。

更年輕一些的時候,高宇也有過這樣的想法,“很懼怕一眼能望到頭的生活”。但現在,他已經能很坦然地接受自己的選擇,“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真實的。”

他現在更擔心的是未來的工作晉升和職業發展機會,“我是準備在長沙定居的,但這里工作選擇顯然沒有上海那么多,如果薪資低于預期或者發展受限,可能還得再做考量。”

在成都,似乎一切都在朝著海默的預期發展。

她所在的文旅地產行業,核心業務下沉趨勢明顯,增長點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新一線和二線城市,“在深圳時我們的本地業務很難推進,但在成都,手上能同時拓展好幾個項目。”成都的區域地位、產業潛力等,也讓她覺得,未來的土地增值和產業增值,同步能給個人帶來更多的福利。

但她仍會定期復盤自己的規劃,“基本以三年為一個周期,如果最終發展程度不符合我的預期,我可能還會改變現狀,換城市也好、換賽道也好,選擇一種綜合性價比最高的生活方式。”

在昆明,困擾苗苗的是,工作和生活環境欠缺專業性,醫療水平、觀念和效率也相對落后。

“我之前在昆明的醫院做過一次手術,后來被送進了ICU。但據我了解,在更好的診療和護理下,這本是可以避免的。出院后,我在當地找過幾位康復師,最終問題真正被解決,還是一位深圳的康復師在線上指導完成的。”

苗苗也不習慣這里的“熟人社會”特質,“比如,在北京,沒有同事會刻意去打聽你的生活感情狀況,在這里,也許大家是出于熱情、關心,但一些‘窺探’性的打聽,讓我很不舒服。”

盡管昆明氣候宜人、自然舒爽,但她從未想過定居,只是在搬遷和迂回中,逐漸確定了“生活中哪些事情是比較重要的”。

不僅僅是面對自己,談及人們對宜居城市和生活的向往,他們也更有發言權。

比如,一個重要的前提是,“你想要過什么樣的生活”。

“一個最基礎的判斷,如果你需要很豐富的物質生活和精神娛樂,昆明可能不是很好的選擇,它更適合喜歡戶外、愛好大自然或者對氣候條件有要求的人。”小陳就是因為孩子在北京嚴重蒿草過敏而選擇遷居昆明的,這里是全國PM2.5最低的省會城市之一。

而對年輕人來說,要想在這些二線城市過得舒適,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或者專業技能,否則,“宜居更適應于本地人”。

“大部分應屆生拿的是基礎薪資,前幾年很難存下錢,也沒有很好的生活體驗,年紀大一點,再面臨成家立業的問題,會感覺很吃力。”在高宇看來,先去一線城市奮斗三五年,帶著一定的積蓄和工作經驗回到二線城市,才是最理想的選擇。

小陳覺得,到目前為止,最好的工作機遇、較公平的上升通道、更廣的奮斗空間,依然在一線城市。

對于那些想要從一線去到二線城市的年輕人,她的建議非常務實。

“最好帶著一線城市的工作回來,拿著一線的收入在二線生活,你會過得非常好;如果做不到,就得考慮自己是不是本地人,有沒有人脈基礎或者家庭支持;再退一步,你是否有足夠的積蓄,能保證你至少在幾個月內沒有工作也可以生活下去,否則,面臨的壓力會非常大。”

當然,選擇一座新的城市、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只是人生選擇的一種,更多年輕人還在觀望、嘗試中。“人的流動比我們想象中要自然發生得多,生活也不會有一個完全正確的答案。”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